布衣子又道：“巩义头枕黄河，足蹬嵩岳，乃风雨所会，阴阳和合之所。其东南地穹，西北地垂，乃山高水来之相，利姓旺族之地”。大宋尊便问：“比那邙山如何？”布衣子道：“北邙坐拥黄河，背山襟水，藏风聚气，自周秦汉魏晋唐历代以为吉穴宝地，阴宅胜处，于是帝冢王陵相簇，甚至层层叠压，几无卧牛之地。北邙虽形胜而帝气混杂，盗掘猖獗，不足以趋之。巩义以嵩山少室为屏障，两次峰为阙，别开生面，地幽而土厚，足以比肩”。
大宋尊斥道：“尔这般江湖术士，只知一味阿谀逢迎。巩义倒坐阴阳，反落形势，如何不说？”布衣子道：“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于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，子随父葬，祖辈衍继，以全血嗣，以尽礼孝。商周以竖穴墓圹，秦汉以封土为陵，魏晋以无封潜葬，李唐以掘山开冢，以后葬不厚于古，而阴阳禁忌日盛。历朝葬制皆有不同，故礼不相沿，乐不相袭，因礼成俗，随时而易，不必拘泥于古礼，但得藏风聚气，即合风水之吉。葬书说太岁纳音与姓相生即吉，巩义巽穹乾垂，虽阴阳倒坐，却合五音姓利，丙山壬向，故为上吉”。
大宋尊笑道：“真个巧舌如簧，说的头头是道，滔滔不绝。官家欲往安陵，祭祀宣祖昭武皇帝，可否一同前去？”布衣子忙道：“陛下庙食千年，卧享阴寿，尸解化气，封神正位，修来不易，万不可近阴幽之地，恐有不祥，当避之”。大宋尊便道：“朕之千秋寿宫，只在左右。尔乃后世之人，必知情形劫运，可否以实相告？”布衣子道：“臣不敢言”。大宋尊怆然道：“朕已预知矣，直说无妨”。布衣子吟道：
“玉兔敲锣鱼打鼓，石俑泣泪哭皇孤。
龙归鼎湖天亦悲，牛种荒墟灾应胡。
损阴淘沙伪帝齐，折寿掘冢漆脸朱。
兵灾匪患时逢祸，月黑风高夜闻锄。”
大宋尊虽早有预感，但验证噩耗，亦如雷击顶，由不得老泪纵横，乃道：“官家虽一介武夫，亦知天下大义。故能不杀功臣，崇文尚礼；不贪侈奢，以德治国；不充后宫，以戒嗔欲。绳其祖武，贻厥孙谋，未敢轻心。生时节俭，死亦如常，故不以黄肠题凑为排场，不以金缕玉衣为奢华，更无人牲殉杀之恶举。七月下葬，至简有道；三年守孝，于礼无失。如何难脱盗墓掘坟之劫，暴骨遗骸之厄？这般报应，实在不该”。布衣子道：“自古及今，未有不死之人，更无不发之墓。算来万般天下事，一切不由人”，乃吟道：
“盗墓掘坟由来久，但逢乱世更横行。
伍员鞭尸因家恨，项羽国耻焚秦陵。
广川无德留空冢，赤眉黑手更无情。
董卓官贼无君父，曹瞒国相去摸金。
碎石开沟有黄巢，唐陵尽毁怨匪星。
发丘探斗寻龙穴，铜印摸金避祸凶。
搬山卸岭真力士，覆斗朝天不安宁。
机弩吊石塞刀车，怎防流贼及乱军。
伏火流沙并潜水，难阻恶胆与贪心。
铜墙铁壁怎脱劫，金棺银椁是祸因。”
大宋尊道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此般欺君灭祖之辈真个猖狂至极，骇人听闻”。布衣子道：“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盗贼所窥，无非金玉珠宝；仇家所陷，更为绝后断脉。天灾难防，人祸更难防也”。大宋尊闻言，好不心酸，长叹道：“龙穴砂水，无美不收；形势理气，诸吉咸备。苦心经营，穷神竭力，然孝武雄才，难免茂陵浩劫；文皇明达，怎避昭陵厄运。只说龙脉催旺，吉穴化煞，到头来不过一厢情愿，如此堪舆之道，岂非无稽之谈？”布衣子道：“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，孝之至也。阳宅者，向阳知暖，生人所居也；阴宅者，土厚求安，逝者所居也。风水之道。旨在蓄生气以宜居，顺人情而承礼，如金玉珠宝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而人贪之不惜性命，此人性之极欲。风水之道亦同其理，上合祖制，中循忠孝之礼，下合人性极欲，于情于理，不可缺也。至于掘盗，乃厚葬之祸，非风水可避”。
大宋尊便问：“入土为安，使亡者形体全而魂魄宁；逝者为大，期子孙繁而祭祀延。风水之道，果能阴庇生者，长宜子孙乎？”布衣子道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世无人寿千岁，更无国祚万年。骊陵依山傍水，风水绝佳，祖龙自以为始皇帝，欲皇子王孙列土封茅，延绵万世，结果传至二世国祚遂亡，何也？伦常乖舛，立见消灭；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故曰：吉凶由人，不在地下”。有怀古诗为证：
霸主孤身取二江，子孙多以百城降。
豪华尽出成功后，逸乐安知与祸双。
（王安石《金陵怀古》）
大宋尊又问：“以人为殉，古已有之，盛行于三代，殉牲可役乎？”布衣子道：“臣不知”。大宋尊叹道：“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；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（《秦风·黄鸟》）可叹子车三雄，国之栋梁，不曾马革裹尸，反为恶俗殉毙，呜呼哀哉。秦穆公生而为民，死而弃民，难怪诸侯卑秦，丑莫大焉”。
大宋尊又问：“秦汉之际，天子诸侯口含蝉琚，手握玉豚，缀面玉瞑，玉塞九窍，珠襦玉匣，缕以鸾凤龙麟之象，以五棺二椁置于梓宫，外结黄肠题凑，以期真气不泄，尸骨不朽，可得来世乎？”布衣子道：“臣不知”。
大宋尊又问：“明器始于夏后氏，天子诸侯以鼎簋钟磬为尊，以金玉珠宝为贵，天下效之，涂车刍灵，具生器以适墓，或白缣卤薄、游观、食厨之仪，不一而足，得生时之器，可得如生时之乐乎？”布衣子道：“臣不知”。
一问三不知，大宋尊不由冷笑道：“墨翟言：鬼神之事，岂可有哉？葛洪言：鬼神之事，著于竹帛者不可胜数。想来尔也不知鬼神之事”。布衣子道：“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风水之道，从古礼，恪仁孝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祭神如神在，祭鬼如鬼在。孔子曰：敬鬼神而远之。其言是也”。
大宋尊道：“周礼：厚葬以明孝。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不丽，无以重威。生前富贵，死后尊荣，原无非议，奈何礼崩乐坏，世风日下，令人唏嘘。魏武曹家以疑冢虚葬倒也不失高明也”。布衣子道：“不得已也。从古及今，丧葬之仪，随时而易。孟子云：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，其亲死，则举而委之于壑，及中古，圣人易之以葬。葬者，藏也，欲使人不得见。夫棺椁者，以防蝼蚁之患，权敛骨之离，圣人使合其正礼，恶其逾费，疾其过薄。三代以来，厚葬之风盛行，为陵成谷，琼珣美宝，奄为烬尘。费生加死，不益身名，冥然长往，何异曩时之盛。仲尼云：若是其糜也，不如速朽也。仲尼又云：始做俑者其有后乎。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，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中古易之为俑，孔子恶其不仁，故而厌之。因此可见，盗墓无关风水，乃厚葬之弊也”。
大宋尊叹道：“九鼎八簋至尊矣，金缕玉衣至贵矣，珠玉金宝至富矣，明器牲俑至足矣，到头来不过缘木求鱼，黄粱一梦。纵有螭首龟跌，翁仲象生，徒招盗匪觊觎；虽蒙蔡邕歌功，韩愈颂德，难免形神消灭。早知如此，倒不如瓦棺纸衣，涂车刍灵，少了多少是非”。
大宋尊一时心灰意冷，便邀布衣子伴驾还朝。布衣子正要斟测汴京风水，因此应允。于是銮驾掉头，打道回京。有诗叹曰：
堪笑君王贪不足，生求富贵死求同。
寻龙点穴聚生气，守礼遁规从俗风。
油尽灯枯生前泪，魂飞魄散死后尘。
机关算尽徒心计，可怜十墓九室空。
汴京开封，始建于夏帝杼，史称老丘。后郑庄公取“启拓封疆”之意，得名启封，战国魏时称作大梁，唐称作汴梁城，至五代时，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先后定都于此，称为东京。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，建都设制，称为开封。建隆三年，广皇城东北隅，命有司依西京洛阳紫微城建制，修筑宫殿四十余所，皇居始壮丽。东京之繁荣自此日盛。有孟元老著书单道东京气象：
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。垂髦之童，但习歌舞；斑白之老，不识干戈。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。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。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季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罗结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；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。箫鼓喧空，几家夜宴。技巧则惊人耳目，侈奢则长人精神。瞻天表则元夕教池，拜郊孟亭。频观公主下降，皇子降妃。修造则创建明堂，冶铸则立成鼎鼐，观妓籍则府曹衙罢，内省宴回；看变化则举子唱名，武人换授，仆数十年烂赏叠游，莫知厌足。
（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又有诗为证：
嶰管变青律，晴景回轻煦。
华灯列万户，香风九陌熏。
鳌山喧萧鼓，掷果阑花阴。
太平民康阜，帝里阳和新。
大宋尊銮舆折返东京汴梁，径至顺天门外，过琼林苑，见一弘水池甚阔，周遭重殿玉宇，雄楼杰阁，船坞码头，战船龙舍一应俱全，却是有名的金明池。有诗单道此般景致：
万座笙歌醉复醒，绕池罗幕翠烟生。
云藏宫殿九重碧，春入乾坤五色明。
波底画桥天上地，岸边游客鉴中行。
金舆时兴龙舟宴，花外香飘万岁声。
（郑獬《游金明池》）
布衣子止步遥观，惋惜道：“如此好景致，可惜错了方位”。大宋尊听说，止辇道：“此乃新凿池，筑于前朝显德四年，大周世宗皇帝为征伐南唐开凿此地演练水军。朕亦常与众臣龙舟泛波，尽兴消闲，不知此处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布衣子道：“此池位于汴梁之西，五行属金，故一名金明池，金主肃杀，不利官家。若在城东，东方属木，木主仁厚，以水养木，则太平兴盛之象”。大宋尊道：“此池乃旧泽新凿，天然地势，人工修茸而成，至于吉凶，该是天意，不可强求。风水先生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倒是实在”，遂下龙辇，入凉亭小座，又叫内侍取来东京汴梁舆图，交于布衣子道：“建都设邦，必稽天象，相形取胜，此乃东京地舆形势图，其中吉凶，请风水先生直言不讳，不悋赐教”。
布衣子看那舆图片刻，乃道：“东京汴梁，地处中州，襟带河汴，控河朔之咽喉，通荆湖之运槽，利居中而控远，守天下之富甲，惠民、京水、五丈、汴河四水贯都，派引脉分，舳舻相接，咸汇天邑，赡养公私，漕引江湖，利尽南海，水利之便，无出其右。不过此处为国都，上不应天星，下不接地脉，乏名山拱卫，无绝塞可凭，形势涣散，防守维艰，四通八达乃风水大忌。当年秦将王贲伐魏，长驱直入，水淹大梁，便是铁证”。
大宋尊闻言长叹道：“朕岂不知，东京控襟带于八方，便梯航于万国，虽有水利之便，然无土龙可据，无险无守，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殚矣。当时立都，因承先朝序制，乃权宜之计。朕欲迁都洛阳或至长安，居山河之险而去冗兵，循周汉故事而安天下，奈何晋王（赵光义）谏言：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。朕一时犹豫，只得做罢，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”。
布衣子道：“成大事者，不谋于众。凡事有利必有弊，有得必有失，此古今通理。东京开封府弊在守势无倚，利在居中通衢，可为天下富庶之地。至于西京河南府洛阳，背邙面洛，五行属木，西依秦岭，有崤山、函谷；东望嵩岳，有荥阳、虎牢；南有龙门、伊阙为凭；北有黄河、孟津为隘，坐拥山川之险，形势甲于天下。其四山紧拱，前峰秀峙，伊洛界水成环抱，东压诸侯之权，西远羌胡之难，此其形势之利，故为九朝故都。不过其纵深狭小，看似天险，实则天牢，可为偏安陪都，不足为神京帝都，此其促狭之弊也”。
大宋尊心头一怔，遂问道：“不知秦之咸阳，汉唐之长安形势如何？”布衣子道：“秦之咸阳，雍州之属，五行属水，北倚九嵕，南临渭水，风水得宜，人稠物丰。然咸阳卯酉有余，而子午不足，身短翼长，阔余长不足，居之不吉，此其一弊；而以六国宫殿建于咸阳北原，反客为主，此其二弊；又北筑长城，横断龙脉，必主短祚，此其三弊，不足为胜”。
布衣子又道：“至于汉唐长安，关中之地，浮渭据泾，五行属土，北临渭水，南倚终南，八水绕城，五塬拱朝。汉留侯张良言：夫关中，左崤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，诸侯安定，河渭槽挽天下，西给京师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以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，得山河呼应，气通风畅，乃帝都气象，故有汉唐之盛世”。
大宋尊道：“即有帝都气象，难免落魄衰败，何至于不堪？”布衣子道：“周秦汉隋唐，历代大兴土木，致关中水龙势弱，及至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，开筑运河，北至涿郡，南连余杭，至使黄河水龙断脉，而燕山土龙，挟水龙适运，气压关中，故长安气势惭衰，不及从前。加上战乱兵燹，宫殿毁废，以至不堪”。
大宋尊道：“涿郡，今之幽州，其位居北，本屏藩之地，纵有燕山龙兴之气，亦不足以制关中，如何形势反胜？”布衣子道：“燕山龙脉起自昆仑，绵亘数千里，连华岳，至太行，龙气冲沛于天地，盘结于燕赵。初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，始做蓟丘，其地五行属火，北枕居庸以制外，西恃太行以为险，东连大海以为池，南俯中原以襟河济。居高负险，有建瓴之势；层山带河，有金城之固。东西贡道来万国朝宗，西北诸关壮九边雉堞，内跨中原，北控朔漠，龙蟠虎踞，足以控四夷而制天下。其形势雄伟，诚龙兴之都也”。
大宋尊道：“燕云十六州乃中原之屏障，为契丹觊觎而据之，朕数伐无功，天意如此，实属无奈。不过涿郡水通余杭，那钱塘之地，吴越之属，有水龙王气，可成大势乎？”布衣子道：“钱塘天目西来，龙飞凤舞，南跨吴山，北兜武林，右临湖曲，左带长江，形势壮于东南，山川甲于郡国。外带江海，内抱湖山，全钟灵毓秀于其中，乃三吴之会，实百粤之冲。奈何东西界水分流未合，诸河塞阻秽浊，朝案断续浅薄，有失厚重之气，可为一方巨镇，立国不足偏安，建都难奄九州，不可做百祀之京畿”。
大宋尊又问：“南京应天府，江左之地，王气所在。诸葛亮言其钟阜龙蟠，石城虎踞。有黄旗王气，其形势如何？”布衣子道：“江左有石城虎踞之险，钟山龙蟠之雄，伟长江之天堑，势百折而与流，炯后湖而环绕，湛宝镜之涵空，壮江南之佳丽，汇万国之朝宗，虽则四象俱全，然则南拥江淮，北倚后湖，水龙阴劲而阳气不足，青龙白虎其势不均，秦淮穿心而有屠城之祸。纵有王气，反被楚威王埋金断气，秦始皇更名绝脉，王气尽随秦准水泄于江中，故以金陵立国者，皆国祚不远，不足以称道”。
大宋尊闻言，唏嘘不已，又道：“朕闻阴阳家之言，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欲拜先生为国师，随行左右，早晚咨询，不知可否？”布衣子道：“承蒙陛下错爱，臣不胜荣幸。不过臣乃事后诸葛亮，所言多虚，不可尽信。况臣一介布衣，天生浪荡，不合宫中，不过匆匆过客，来去随缘，就此别过”。大宋尊挽留不住，只得任由他去。
有分教：秦宫汉阙，尘封多少兴亡事；唐风宋韵，承载几许炎凉情。正是百世青史英雄梦，一抔黄土掩风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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